有专家说华西村不可复制。塘约村能复制吗？
一本为贫困者写的书
宏甲很早就说：《孙子兵法》是一部为弱者写的书，因为强者能以强凌弱，弱者才需要用智慧保护自己。这部《塘约道路》，能看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为贫困者而作， 实质是为社会的共同富裕而谋。
《塘约道路》
后 记
我在整个采写过程中，一再感到这片土地上的新事物对我的教育和震动都很大。我在写完最后一章时，不知结尾在哪里。许多已经写了和没写的事情仍在敲击我的心扉，这是我写这篇后记的原因。
大洪水洗劫之前的塘约村
这里村庄的变化，人的变化，一再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头脑中储存的记忆。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在写一篇文章。这是农民正在跋涉的奋斗，这里有他们经历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农村建设、改革的实践后,自觉自愿的道路选择和坚守。“同步小康”的阳光正照亮他们的现实生活。所谓滴水可见太阳，这一滴水里是蕴含着亿万农民根本利益的。
可是我能力卑微，这本小册子并不足以反映他们丰富的实践。我期望更多的人们看到他们，有更多更好的识见与创建。
一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称之制度性财富，因为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去创造共同富裕，从而创造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所以，对于当前农村改革，习近平总书记说：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中国社科院相关课题组近期发布的《土地市场蓝皮书：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从1996年的2.6%到2014年的30.4%，短短十八年间，我国农地流转率快速增长。
农村土地流转，流向何方？在这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已引起种种争议。我看到一批学者们指出土地流转中出现的严峻问题。我以为指出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然则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谁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塘约村农民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在辽阔的中国农村，塘约的实践不会是唯一，但它已经做得很突出。仅就土地情况而言，有研究者指出，全国土地撂荒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西部地区，土地撂荒达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甚至更多。其中外出打工造成的土地撂荒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由于农田水利设施长久失修，个体农民无力修复，加上大水一来冲毁农田，没有水利系统，毁坏的农田就没法耕种了。
今天指出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勇气，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则是当代英雄！塘约村的土地撂荒也达到百分之三十。它在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后，把土地全部确权流转到村合作社，靠集体的力量，修复水利设施，把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
测量地块
农业部近期发布消息，今年将进一步扩大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试点至二十二个。我在写出这本小册子后更加感到：“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是关键。塘约在今春成为贵州省“七权同确第一村”， 其改革步伐走在全国前茅。最可贵的是，塘约的“七权同确”全部落实在巩固集体所有制，将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这是在最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二
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出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性财富。称之精神性财富，是指它超越贫富，具有不为贫富所限的精神力量。我不知该如何准确地描述这种精神，但我感到这种精神的确切存在。
在安顺，我听到这样一件事。安顺市西秀区刘官乡大黑村老党支书房学凯去世了，村民们自发地给他立了一块碑。碑高5.3米，宽1.2米，厚1米，看上去是一根方形的石柱，正面刻着“房学凯纪念碑”六个大字，背面刻着纪念碑文。基座四面的大石头上刻着自愿立碑的206个村民的姓名。站在这个村庄的碑前，这根接近两层楼高的方形柱碑，已然是高耸入云的擎天一柱，永远地诉说着大黑村人民对这位老支书的敬仰和思念！
村民自发为老支书房学凯立的碑柱
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还建议我去大坝村看一看党支部书记陈大兴，我去了，于是听到了另一个老支书的故事。
1996年上半年大坝村老支书陈万德因直肠癌要去世了，他请人把陈大兴叫到医院来，把大坝村托付给他，要他今后把大坝村人的日子管起来。可是，此时的陈大兴连党员都不是。
大坝村不足百年历史，是逃荒者来此开荒种地才聚成的村。此处有荒野可开发，因缺水，当地人弃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动议将大坝村并到邻村，邻村不受。1972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靠集体力量使大坝村有了水。但二十多年过去，大坝村还是非常穷。现在老支书临终前把这个穷村托付给陈大兴，因他认定村里的年轻人中数陈大兴最不自私，讲公道，能吃苦，有骨气，有头脑，还有组织能力。老支书即将离开人世的目光望着陈大兴，问他：“你愿意入党吗？”
那时的陈大兴，正在山里承包着一个林场的采伐苦力活，手掌手背都开裂着，淌着血，满脸晒得黝黑。他只想自己带着二百来号人承包的1500立方米采伐量这活儿，被人坑了，可是自己签的合同，即使干完没钱挣，也要咬着牙干完……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老支书这么信任他，他眼泪掉下来了，说：“愿意。”
“好！”陈万德老支书说，“那你现在就写个入党申请书。”这天镇党委书记、镇长也来了。陈万德说，“我给书记和镇长汇报过村里的工作了，他们会培养你，帮助你。”
陈大兴告诉我，那天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三个月后，他把林场那活儿干完了，回到村里，作为预备党员开始主持村里的工作。这件事看起来是这样不符合组织程序，可是这个临终托付的故事，是这样地悲壮！老支书为什么临终还挂念着全村，是什么使他不做完这个托付死不瞑目。老支书的托付，大坝村全村农民都接受。
迄今，陈大兴已经当了二十年村支书，他二十年带领村民同贫穷搏斗的故事，坎坷而不屈不饶。他也办了合作社，从最初只有八户人，到如今只有四户人尚未入社。他说把承包地集中起来，选定了种什么，就可以做大，做成品牌。“还可以发展其他产业，安排村民有事做。”他说得很朴实，“有事做就会有收入，有收入就会慢慢富起来。”
他曾经把自己仅有的一百五十万元一次就全部给了村里的贫困户盖房子，连一张借条都没要。此后村民贷款盖房没钱付银行利息，他仍用自己培育树苗赚来的收入去为村民付利息。建筑工人来讨农户建房的钱，不向户主讨，向陈大兴讨，因为建筑工人是陈大兴找来的。陈大兴付了钱，户主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陈大兴这样的人，哪里还有？他不是那种有几亿资产的富翁，捐了一个亿，自己还有几亿。他完完全全是“散尽家财为村民”。他自己没有钱时甚至贷款为农户还欠款。组织上并不认为他这样做都正确，周建琨就批评他：“你总得顾一顾家。你们家的钱，也有你妻子劳动所得呀！”可是陈大兴只记得老支书陈万德的托付。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散尽家财又算什么。只要我陈大兴过得下来，村里就不该有过不下去的村民。这不是陈大兴说的，但陈大兴是这样做的。
201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表彰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贵州全省有六个，安顺唯一的一个就是陈大兴担任党支书的大坝村党支部。然而本文主要不是写陈大兴，陈大兴是又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这里想说的是，老支书陈万德为什么临终前还耿耿关怀着全村人民，这种精神情感从哪里来？
陈大兴夫妇
还有左文学的精神和情感，难道没有受到他父亲——三十八年的老党支书——左俊榆的影响吗？
安顺市曾经开展过“寻找老支书精神”的活动，就是说，那年代像房学凯、陈万德、左俊榆这样的老支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是大家记忆中公认的。那年代的党支书，是怎样产生的呢？
如果陈万德在古代社会，他也许会像个侠士那样去劫富济贫，大约不是如他在新中国这样临终前关怀着全村人民。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培育出这样一批以关怀全体村民生活为己任的党支部书记。
请再听听左文学曾这样回顾自己，他说自己种药材、养猪，单打独斗的日子，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在考虑怎么挣钱，要不就在会不会亏本的焦虑中，这人就变得自私，狭隘。天天这样打拼，还保不定哪天就亏大本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他说：“合作社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大家。”
如果再看塘约当今修路，为什么能组织起28天的义务劳动，且每天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我想，极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为全村的公益事业修路，不是为谁打工。
社会主义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使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优势。“为人民服务”，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放出光芒。假如社会是在人皆为自己发财致富而奔忙的状况中，那就是另一种情形。“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会被瓦解。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选择把中国的劳苦大众组织起来，去与资本主义势力做决不妥协的斗争，才有自己的出路。——这一点很重要，从本质上说，新中国是靠最广大的穷苦人民组织起来，才得以建立的国家。最广大的人民及其利益，是立国之本。
新中国诞生后，仍然会受到内外侵蚀而存在沦亡的危险。只要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必有两极分化，社会的公平和国家安全都会遭遇危机。因而，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我国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三
我一再感到，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如今塘约说：“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怎么来看这件事？
塘约村支两委
左文学认为党建不光是党组织的工作，也要群众参与。当党员评价表发到每一户村民手里，这项工作也使村民油然而觉自己有主人的地位。密切党群关系，应该是最重要的党建。
左文学认真地继承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2016年6月17日，他在党员生活会上自我检讨。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北京尖椒是北方品种，引到南方来试种，该是顶多先试50亩，可是我一下子就拍板种了160亩。结果，其他品种亩产有5000斤到6000斤，这个品种才3500斤到4000斤。我的冒失拍板给集体造成了损失，今后一定要重视科学决策。
这些事看起来并不惊人，但左文学在认认真真地抓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是值得重视的。
就塘约村的集体经济而言，到2016年底，也只是超过二百万元，这个数字拿到东部许多村庄都不算什么，但是，它已经改变了昨日集体经济“空壳”的窘迫。它已经有力量安置昔日融不进城市、回不到乡村的“农二代”在家乡就业或创业。
它可以宣告，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少失业者，塘约子弟只要返回家乡，就可以在村里就业，最低工资是月薪2400元。
它可以帮助昔日流落城市的“洗脚妹”回乡办发廊、开服装店，它可以安排昔日在城市工地当保安的男孩，回村在建筑公司里学一项手艺。往昔荒凉冷清了几十年的村庄，因村民的回归而陆续出现了新职业。周边村庄的农民则正在往这里投奔，谁能知道家乡的明天还会出现什么？
就在我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一个28岁的母亲杨改兰逼迫自己亲生的4个子女服毒身亡，然后也服毒自杀。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在镇上一家猪厂当小工，被人叫回村。他在埋葬了5个亲人后消失了，之后人们发现他也服毒自杀了。4个子女，最大的女儿8岁，第二胎是双胞胎姐弟，均为5岁，最小的女儿3岁。这一家六口死后，还留下杨改兰的父亲杨满堂和杨改兰的奶奶杨兰芳。
有报道说村民反映：“杨改兰平日性格温和开朗，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杨改兰临终前曾被送往医院抢救，她的70岁的奶奶赶去，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她要把孩子带走，一个也不留。
事发后，调查人员进入他们家院落，眼里看到的是“异常的贫穷和难以言说的破败”。院落里有三间房屋全是危房，其中两位老人住的是58年前盖的土坯危房，住人和厨房混用。杨改兰生前与4个孩子共住在“只有10平方米左右”同样破败的房屋里，“里面一只破旧的柜子是最奢华的家具”。另一间危房里拴着一头猪，门外拴着的3头牛，其中两头牛是耕地的劳力，另一头是还没有长大的牛崽。
据报道：三年前杨改兰家还是有低保的，但被取消了。
一个母亲，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逼杀自己的4个子女？
那是无法想象的。
可以肯定，这样的悲剧，不会发生在今天的塘约村。
我不禁想起塘约村谷掰寨的王学英，她也有4个子女，最大的不到十岁，最小的不到两岁，也曾经住在只有10平方米的危房里。同样是贫困户，王学英在2015年成为精准扶贫对象，政府为她盖起了120平方米的住房，王学英感觉自己如同住进天堂。杨改兰依然连低保都没有，在2016年带着孩子走上绝路。
我因此更理解了，塘约村成立合作社时，王学英为什么是最早报名入社的，为什么她“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还能说什么呢？中国贫困乡村里存在的触目惊心的贫困，在当代传媒多么发达的今天，依然鲜为人知。如果甘肃这个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不是发生了这样一起惨案，有谁知道杨改兰“家里实在困难，孩子们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冬天在炕上不下来，夏天不穿衣服跑来跑去。”
回到前面说过的话题，塘约村积累的集体经济，虽然眼下还远不足以惊人，但他们仍在奋力于壮大集体经济，深知惟其如此，才能做好村政公益事业，才能有效地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乡亲，扶贫助困在这里以他们内生的动力，呈现出新的情境。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党委在2020年务必全部消除贫困人口，村党支部就是真正的前线。在农村巩固集体所有制，发挥党支部的作用，让“为人民服务”的阳光能够真正温暖到王学英、杨改兰们，不管怎么说，这是当今不能等闲视之的极其重要的工作。
四
“左文学‘官’不大，但他在基层做的是巩固执政党基础的事，意义巨大。”这是周建琨的评价。
我多次去访问过周建琨书记。我也告诉他，我仿佛是头一次这样清晰地感到我不是在写一篇文章，我好像是不知不觉地被吸引，在参与做一件事。我说我曾经看到有“专家”说，华西村、南街村是特例，不可复制。我在关心，塘约村能复制吗？
周建琨说，我们在塘约开了有全市各区县、各乡镇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现场观摩会，就是想做这件事。但是，并不是没有阻力，不是我们开了会，就“雨后春笋”。
我问，阻力主要来自哪里？
他说，认识问题，是一个阻力，可能是最大的阻力。
我问，怎么说？
他说，是不是认识到我们曾经做过的工作存在问题，是不是真正认识到塘约道路的好处，如果认识不到，怎么去改进？
我问，怎么才能认识到呢？
他说，调查研究，非常重要！
“我们专门印了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发给机关和县乡领导干部。”他让秘书拿来一本。我看到这本特别印制的单行本，暗自感到决定印这篇《寻乌调查》并不简单。
他说，毛泽东当年没有写作班子，靠腿，靠自己去搞调研。沉下去，把底层的情况搞清楚了，把百姓的愿望搞清楚了，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有时间有车子，可是，有几个干部做到深入基层去调查研究？
他说，我也在想，塘约的红旗能打多久？其他村怎么摆脱贫困？塘约的路子，究竟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成长性？
我听了他直率的表述，对他直面问题的思索，油然而生敬意。
他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扶贫，产业扶贫（支持贫困村搞某项产业），基础设施扶贫（支持水、电、路建设，危房改造等），大户领头扶贫，公司扶贫（外来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等等，可是，还有很多贫困户。塘约一年时间就脱贫了。究竟靠什么？
“要靠全体人民的力量发挥出来，不只是靠大户。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村民，才会产生村民自身的内生动力，塘约就是这样。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他说。
然后回顾，以往是按什么思路做的呢？
一般认为，使用扶贫资金，不能像撒胡椒粉似的。扶贫资金投下去要见效益。怎样才能见效益？有个产业，有个项目，即使种菜、养鸡，也要成规模，那就要有能人、有大户领头。于是，扶贫资金向有能力、有技术的倾斜。通过大户来带动，通常一个项目覆盖二三十户，成立个专业合作社。
我告诉周书记，在采访中，我已知道，塘约所在的平坝区，2015年底，经工商部门登记的专业合作社有210个，共有成员2571人。然后我把我采访本里的数据读给周书记听：按产业类别分，粮食类有5个，蔬菜类52个，水果类26个，营销类13个，中药材类4个，林业5个，生态畜牧17个，等等。为使这些合作社见效益，政府不同程度地给予帮扶，2015年平坝区专业合作社获得财政扶持1349万元。
周建琨说，是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探讨，应该说，专业性合作社，不同程度地把单家独户的农民联合起来，也是进步。不论哪一种合作社，当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展经济，盈利致富。但专业性合作社一般是“强强联合”的产物，能人、大户是强的，强的选强的，经过这样的选择，可以使富的更富，穷的就更穷了。
假如深问一句：这究竟是扶贫，还是帮富？
可是，多年来，批判“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去帮助贫困的人，一直是这样的思路。
有没有富起来去帮穷的呢？也有，极少。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出现“富起来去帮穷”的现象。为什么？
我说，这里有一种社会性的心理趋向吧，当社会人心处在追富逐利的心理状态，富人还想更富，就很难产生富帮穷。愿不愿意助人，关乎精神，而不是金钱。有人说，雷锋只能产生在乐于助人的社会，一个追富逐利的年代则会有人嘲笑雷锋。所以，最重要的不在于有没有“富帮穷”，而是追富逐利的社会趋向，堪忧。
周建琨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也应该能够总结了。习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们现在要真正落实到把每一分钱投向最贫困的群体。”
我说，你把“认识问题”看作是最大的阻力，是不是说，如果没有认识到怎样才能真正对农民有利，就不可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他说，是的，所以说深化改革要继续解放思想。
话题再回到塘约村。
我说，平坝全区专业合作社成员总共才2571人，这是按一户一人统计的。其中运行中的合作社122个，空壳的有88个，那实际存在的就没有那么多户了。塘约“村社一体”的合作社，一个社就921户，3300余人。左文学曾深有体会地说：“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资源最好。”人皆有内生动力，问题是能不能发挥出来，一旦在集体中发挥出来形成规模力量，人口就不是负担，而是最好的资源。
周建琨说，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这是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座谈会。总书记讲扶贫开发进入攻坚拔寨冲刺期，讲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讲要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总书记讲扶贫，还使用了“挂图作战”、“背水一战”、“决战决胜”等用语，多是军事用语。为什么讲攻坚拔寨？我们安顺就有许多贫困村寨，消除贫困确实到了要去“攻坚拔寨”的时刻。塘约的贡献，在于它把人组织起来，把外出打工的人吸引回来，使贫困人口成为脱贫的最好的资源，这了不起。
“贫困人口，目前，贵州省最多。”周建琨说，“不是之一，是全国最多。真是形势逼人。”他说仅从脱贫考虑，我们也认为推广塘约有很大意义。塘约有一系列组织措施，有制度，就是大大巩固了的集体所有制，它能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要是没这些，通过扶贫使他脱贫了，他也可能返贫。要扶持农民内在的创造力，使他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认为，推广塘约道路，就是最大的扶贫资源。”
我问，那，还有什么阻力？
周建琨说，我们刚才谈到的专业合作社，领头人都是能人，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致富带头人。村里比较有能力的人多是村支两委成员，有不少专业合作社的领导人就是村委委员，也有的就是村支书和村主任。我们的贫困村寨，绝大多数农户是很贫困的。左文学搞的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是把全体村民吸收进来。如果这么搞，在村支两委、在有些村支书和村主任那里就有阻力。为什么？有句话说：“要动到他的奶酪了。”
我说我听懂了，说到底，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是根本问题。
他说，我最近就一直在想，塘约这条路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一群有能力和比较有能力的党员干部没有落下最贫困的人，他们把全村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单打独斗可能产生一个人的富翁，组织起来才能同步小康。安顺有1007个村，这是指行政村，算自然村寨就有上万个。我们在想，争取用一年时间，首先消除“空壳村”。
我一震，插话：“您是说，用一年时间消除空壳村？能吗？”
建琨书记没有直接回答，他说：“不管怎么说，空壳村不是社会主义，空壳村办不成事。让村集体有经济，把人重新组织起来，才能把外出的人吸引回来，才有人气，才能改变贫困。塘约村党支部是这么做的，团结全体村民，不落下一家贫困户。这就是不忘初心，就是在厚植根基，筑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建琨书记建议我再去听听安顺市政策研究部门的干部是怎么看这些的，还可以再听听基层领导干部的看法。
五
我于是访问了安顺市委常务副秘书长张持彬，他那里能较多地掌握安顺全市多方面的情况。还访问了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罗吉红，市农委主任丁乃奇。还有平坝区委书记芦忠于，乐平镇党委书记马松。访谈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分别进行的。
我对他们有的已经认识，有的还不熟悉，他们说话时我不便打断，只是笼统地记下来。下面的记述多数情况下用“他们说”来表述，无法具体到谁说。有些则是相同的看法，合并表述。
他们也回顾了专业合作社的情况，讲到有“大户加一般农户”、“公司加农户”的种种形式，也出现过专业公司为拿到扶贫项目，把农户名字造成花名册，套取扶贫资金这样的事。为什么专业合作社也有“空壳社”呢？其中就有套取扶贫资金后剩下的“空壳社”；或者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扶贫资金，并没有很认真去做合作社，导致专业性合作社名存实亡；还有的因经验不足做失败了。“空壳社”约占到三至四成。
这些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村支两委委员，也有村支书和村主任。要推广塘约道路，他们中约80%的人会不同程度地成为阻力。
平坝区委芦忠于书记还讲到，1加1大于2，组织起来力量大，这是肯定的。公司加农户、大户加农户的形式，已经是一种整合。但。公司与大户都是强势，农户是弱势，由于市场经济的趋利特征，强势对弱势都有较强的剥夺能力。以村集体的形式组织的合作社，与外来公司合作项目，村集体更有能力与外来公司谈判，从而可以较好地保障村民利益
关于专业化合作社的分布情况，他们说，目前越边远越穷的地方，越少专业合作社，有一些自然条件很差的村，连一个专业合作社都没有。以往也认为他们更没有能力做产业。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感觉这个社会都在讲科学技术、讲产业，外面的社会热热闹闹了，他们就像是被科学技术，被现代社会抛弃的人。
他们说的这些情况，给我印象很深。几十年来，在我们认认真真地说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认真真地极端重视高新技术，认认真真地招商引资的时候，农村先前有的青年科研小组消失了，先前曾有的科普功能、科技推广功能离这些边远山地更加遥远。山民、寨民，论科技没科技，论资本没资本，论市场没市场，他们犹如困在孤岛，在经受着科学技术的压迫和孤立。孩子们年岁稍长就逃离家乡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陌生，埋伏着怎样的陷阱，有人群如流、霓虹灯闪闪的地方，就总能挣到饭吃。这些远山远水，如今还有爷爷、奶奶留守，等到他们去世，那家乡将不止是“空壳村”，而会变成无人村。
乐平镇马松书记说：“我们正在研究，准备从最边远最穷的两个村做起，先培训干部，向塘约学习怎么起步。”
我说：我看到有文章说，我国一些地方自然条件极差，文化教育落后等客观因素，各地农民对集体经营的认识不同，由家庭经营走向集体经营，要在群众觉悟的条件下实施，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你怎么看？
马松书记说：其实，越贫困的群众，越容易觉悟。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组织起来。
我说：你是说，贫穷不是阻力。
马松：对。走集体化道路，贫穷不是阻力。先富起来的，可能成为阻力。
我说：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那些最贫困的地方，农民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组织起来，抱团发展，相互取暖，才有希望。
马松：是的，就是这样。
正是在这次交谈中，马松书记说：“农民是用眼睛选择前途的。”跟塘约相邻的大屯村，历史上自然条件一直比塘约好，解放初大屯有公办小学时，塘约还没有。现在大屯村陆续有几十户、几十户农民自发地把确权的土地流转到塘约，就因为看到了塘约道路的好处。塘约好在哪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
也是在这次交谈中，马松书记说，我们正在商讨，准备尝试建立“八村+塘约”的“合作联社”，八村是指塘约周边的八个行政村。可以在实践中选择人才，组建高水平的管理团队来统筹九个村的农业，统筹市场，以及其他专业公司。
我们的访谈，更像是小型讨论。
一致的看法是，塘约经验，可学习的地方是多方面的。
可学习之一，有利于集中闲置资源，把现有的资源整合好，让资源发挥到最佳程度。可学习之二，整合资源中就要选准产业，组建专业团队去做，如塘约组建的专业公司。在这两点之上，塘约党支部在加强农村党组织方面所作的建设及其发挥的作为，是值得所有农村党支部学习的。
总起来说，大家得出这样一些共识——
其一，以往的扶贫，主要是技术性的，不是道路性的。走什么路，彻底地为什么人的利益而工作，才是最根本的。
其二，重新认识到，在社会生产力各要素中，最重要最宝贵的，还是人，不是物。正如毛主席说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其三，农业合作化是发展方向，单打独斗没有出路。塘约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把单打独斗的村民组织起来。有人口，有土地，有家园的地方，就可以走塘约道路。
其四，并不是贫穷落后的村庄缺少走集体化道路的条件，而是他们最有组织起来的愿望。推广塘约道路，可以从最贫困的村庄做起。
访谈中，大家也不约而同地谈到，以村集体形式组织的合作社，对村合作社领导者拒腐蚀、保持清廉，一心为公的素质，要求高。否则问题就会出在村合作社领导人身上，一旦被贿赂，就成为出卖村民利益的人。
在现实中，也有干部说，左文学这样的村支书不好找。走塘约道路行不行，更取决于领导干部。不少农民对现在村干部平时的作为看在眼里，对他们有怀疑：你能带领吗？别连我原来土地确权的钱都付不出来，那还不如单干。
然后谈到“老支书精神”并没有失传，现任支书里有陈大兴、左文学，也还有其他优秀的中青年党支书。走塘约道路，要打破左文学迷信，不是其他村没有左文学就做不成，而是要去善于发现这个村的左文学，支持他、培养他。
回顾一下，左文学被村民选为村主任之前，就是个放牛的。老支书陈万德在病床上，把整个村庄托付给陈大兴的时候，陈大兴连党员都不是。应该说，在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地方，有群众的信任，有各级党组织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就会有左文学。事实上，左文学，陈大兴，以及他们的前辈房学凯、陈万德，都是在为众人服务的事业中锤炼成优秀的党支书。
我想，我还应该写下，不论他们能不能做到，能做到什么程度，他们已经想到了。即使是梦想，这梦想的阳光已经照亮了他们贫困的山寨。
六
最后，我还应该记下，我访问安顺市曾永涛市长时，曾市长的一席谈。我与曾永涛市长已有多次会面，这次是我把初稿交给他审查之后，他细读完了，我去拜访他。这次交谈，曾市长集中地表述了他的意见，我听了，直觉就是激动人心。
现任安顺市委书记曾永涛
他说：“看了，思绪万千，感慨万千！既陌生，又亲切。”
他说，塘约的变化，去年就突显出来了。我们感到这是实践倒逼回来，逼我们要去学习。既教了我们怎么做，也点醒我们去思考问题。
他说，在现代经营体系下，散兵游勇，形不成势，做什么都强不了，长不大。这本来不是一个很难想到的问题。组织起来，显然力量更大，是可持续的，这还有什么疑问吗！这就要求我们市委、市政府要在统一思想中进一步解放思想。
他说，建琨花了很多心血，他也抓得很细，很认真；对基层很有感情，要求也很严。为支持塘约巩固提升，继续发展，今年市委定我挂这个村。
他说，一场大水把塘约淹了，本来是坏事，结果坏事变好事了。这里有一种精神，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不再苦熬、苦等、苦靠，而是组织起来自己救自己。我们给了一点点东西（水泥、钢筋等灾后重建物资），他们组织起来的力量是无穷的。
“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自力更生的精神。”他又补充说，“自力更生，难道不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吗？怎么现在好像陌生了呢？所以说‘既陌生，又亲切’，这种感觉也是多方面的。”
他接着说：“物质的贫困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贫困。”
塘约村莲藕种植基地
他说，塘约这条路，对市、县、乡、镇、村都有激励，能够激励大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塘约的精神面貌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变了，乡村也精神了。
他说，塘约的实践，唤醒了两大资源：一是沉睡的土地资源，二是人的内在资源。
能不能推广？
他说，虽然我们在塘约村开了观摩现场会，但我也担心，区县乡镇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我还要下去调研，跟他们谈心交心。是榜样，就要起到带动作用。不能是盆景，要成森林。干部要在干中学，事业是在干中做出来的。就像打仗一样，坐在板凳上好像都行，打起来行不行？
他说，看干部，不能光看他的嘴，要看他的腿。一看他有没有深入到基层，二看他的立场站在哪里。
他说：要看路选对没有，人选准没有。要动起来，至少要有塘约的初级版。
我说：我在多年的采访和写作中，深深感到，推广一个好典型，比发现、扶持一个好典型，更难，也更有意义。我写过《智慧风暴》，科学家王选曾经说我国的科技成果“九死一生”，就是说90%没有开发出来，那成果死了。科技成果只有开发出来，进入应用，形成社会化的商品，才算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时候才是生产力，否则只是盆景，是纸上谈兵。
如果确认道路选对了，即使这个榜样还显粗糙，不够完美，也应该下大力去积极推广。这样，这个典型才有实际意义，不仅原有的榜样可以在推广中进一步成熟起来，还可能涌现出更多更好的新模范。
“是的。”曾永涛市长说，“无中都要生有。我们是有中生有，还做不到吗？”
如今的塘约村
他接着说：“安顺有1007个村，要是有500个村是这样，那是什么概念！有800个村是这样，又是什么概念！什么是经济增长点？我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起来了，就是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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